Olivia 富士康事件警示中国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危机
富士康事件警示中国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危机 MBAChina “这不单纯是企业内部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反映在企业中的缩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关系系主任王晶针对富士康“九连跳”事件,对记者表示。
“爱心、信心、决心”,富士康曾用这样的词句来表达其承载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然而,从今年1月到5月短短四个月间,九名富士康员工接连身亡的“九连跳”事件将标榜“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富士康公司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流线化”作业不仅压缩工人时间更压缩人格
“富士康'九连跳’事件的发生首先应该归咎于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富士康采取的是国际产业链上兴起的一种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以企业利润为诉求,忽略员工感受,使得很多员工有不满和压抑的情感却没有时间表达,也无处表达。此外,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到现在积累了一些矛盾。企业文化和体制弊端交织在一起是富士康'九连跳’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说。
在全球产业链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被纳入其中,要求更快的生产速度和更能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市场,这就对工人的劳动过程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形成了一种以“精益化生产方式”为主的产品“流线化”的生产形式。富士康公司就是如此。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富士康员工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每天十来个小时的工作很单调,而且工作纪律很严格,随便与同事说话就会被上司批评,严重的可能还会记过,我们心里有事情一般不会去找上级主管谈,与工友也没时间交流。”北京大学中国工人与劳动研究中心主任佟新就此认为,“全球产业链下的时间效率和零库存生产,使生产线上的工人失去了自我时间、人格和团结。”
全球产业链下“流线化”的生产方式要求在一定技术水平上对劳动进行重新控制,对此,佟新作了更详细的分析。她认为,对劳动的控制从车间管理下移到班组,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和以班组为基础的组织力度,班长（线长、拉长或组长）的管理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管理。班长手中拥有的是高于*员工一倍左右的工资、严格的定额任务、以加班为主的工资激励和工作场所的直接控制权,这使得他们内心充斥完成定额的任务焦虑。因此,面对工人,他们习惯以辱骂、喝斥等方式进行管理,而相互连接的生产过程使每个工人的进度快慢直接影响班组的产量,这种潜在影响,既不是团结的、也不是竞争的,而多是相互监视和相互挑剔的。
佟新指出,这样的管理方式使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愤怒难以上升到阶级层面,也难以上升为对资本的反抗,而只能是对班长和组员的仇视。这使得劳动过程中充斥着班长们无法让人忍受的辱骂、工人对班长的内心仇恨和对其他工人的漠视。这种劳动管理上的权力下移使劳资双方的巨大冲突和矛盾集中于班组层面,而资方则以提供了较好的住宿条件和按时发放工资等形象来表明自己承担了“企业社会责任”。黎友焕认为,富士康的这种企业责任缺失的管理模式正在兴起,富士康事件应当作为一个典型,引起政府、企业和全社会的充分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多层次需求难获满足?生命价值渐趋流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曾对深圳农民工群体做过专门调研。他强调,深圳农民工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且生活非常单调,另一个是这些农民工普遍有漂泊感、很焦虑。王晶指出,深圳的打工者人数众多,且大部分是外来农民工,这些务工人员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在社会文化和生活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聚集到一个企业里,相互之间融合为一种文化是件很难的事情。”有富士康员工对媒体表示,他的寝室住了10个人,因为来自10个不同部门,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做什么事彼此不沟通。
于建嵘认为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自杀有其特殊原因,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多层次化。王晶指出,从整体上看,当前中国的打工者由于受工作环境和自身视野等方面的约束,还是更加关注在物质层面的所得。但是在比较开放的城市,特别是一些环境较好且对员工的各方面素质要求较高的企业,员工不再单纯地追求物质层面的需求,而是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需求。富士康正是一个处于开放城市且自身环境较好的企业,其招聘的员工素质相对较高,人数多且较为年轻,属于新生代打工者。新生代农民工对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同样迫切。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认为,“现在的'80后’、'90后’农民工不像上一辈人,他们有文化、有技术、有追求,渴望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他们不是为了生存而活着。他们带着梦想而来,渴望融入城市,而到了工厂才发现与自己想象的城市生活相去太远。这时,他们就会感到理想的破灭,开始质疑工作的价值。一旦这种对工作价值的否定延伸到对生命价值的否定,就有可能引发自杀行为。自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
